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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闹大才有人管”成常态  

2008-12-02 17:40: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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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1月5日下午16时,重庆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营,罢工的群体事件渐渐平息。对于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有的出租汽车公司对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元-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将减少2万元以上,从而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据《重庆日报》、人民网等报道)

   出租车恢复运营,与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分不开。重庆市政府已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有一点让人不明白:既然提高的份儿钱被取消,说明其是不合理的,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也说明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那么,为什么出租车司机的困难在罢工之前没有得到解决?用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话说,增加份儿钱“增添了司机的生活困难”,那么,司机不可能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为什么他们的反映得不到重视呢?

   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一旦矛盾积累,引起民愤,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在时下,似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浙江瑞安教师戴海静坠楼死亡后,几位学生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当即致电温州公安,得到的回复是:现在是午休,两点半上班后再打来;学生致电瑞安警方,得到的回复是:需要向上级汇报;学生们致电温州各条媒体热线,但只要开口提到戴海静死亡一事,对方立刻挂断电话,原来这一消息被官方封锁三天──因为民愤,才造成影响极大“瑞安群体事件”。海南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以此聚敛钱财,以自己孩子名义的存款达1800万元。由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致民怨沸腾,最终酿成举国震惊的冲击派出所事件,这个腰缠万贯的所长才得以暴露。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有增多趋势。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数据,近年全国频繁发生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另据有关部门的数据,2006年群体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而群体事件频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在瓮安事件的教训中,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总结:发生这件事,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

   通过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打、砸、烧的方式,引起重视,从而最终解决问题,这本是一种反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如果老百姓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问题、表明诉求,却总是得不到理睬,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效率极低而老百姓付出的成本又极高,那么,老百姓就只能寻求极端的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又极为快捷有效。久之,老百姓就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解决问题,并且形成对这种途径的依赖。于是乎,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解决问题,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从反常走向了正常。

   但是,这种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设立了那么多机构,设置了那么多解决问题的程序,却不能解决问题,导致老百姓不选择这些程序,这些程序就可能虚设。这样的话,一方面,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让社会徒费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和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将会受到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破坏力是很大的,不光是造成经济损失,对社会秩序、人们的思想信念,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当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将会受到拷问,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受到极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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