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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质询权为何长期沉睡  

2010-03-11 14:33: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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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这是监督法生效后,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采用询问和质询的监督方式。(3月10日《新京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表示,无论是全国人代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质询案。事实上,在地方各级人大会议中,代表行使过质询权的案例也非常少见。

质询制度不但是各国议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大重要监督手段。人大充分行使质询权,有利于强化权力机关的职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初衷,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也可促进司法、行政机关树立公正执法的意识,纠正司法、行政机关不当行为,遏制公权力行使中的腐败。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宪法赋予各级人大的这一重要权力,长期处于沉睡的状态。

人大质询权很少被行使,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人大代表的构成不合理。人大代表中的官员过多,这已是共知的事实。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世界罕见。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曾统计,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具有官员身份的代表有1200多人。邓明义等33名广东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大会提交议案,指出某个省的代表团的160名代表中,中直、省直机关和市长代表就有88名,占代表总数的55%。不仅政府官员多,其他行业代表也大多以一把手领导为主。

我们知道,质询一般是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对于质询案,被质询机关有出丑的感觉,而且按照制度设计,质询案还可能影响相关官员的政治前途,甚至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比如,1989年,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对副省长杨汇泉因主持清理整顿公司不力和涉嫌庇护领导干部子女经商提出质询,杨汇泉后遭罢免。所以,政府机关不愿被质询。可在代表中官员居多的情况下,质询很可能针对的就是人大代表,这无疑让质询案的提出增加难度。

我国法律规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质询案要由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代表联名才能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质询案要10名常委联名提出。这样的立案条件,也让质询案难产。在实践中,某个政府机关的工作要引起3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鸣,可能性不太大;而在代表多以官员为主的情况下,可能性又要大打折扣──身居官场,在独特的官场生态中,官员们很容易结成非工作的关系,特别是在纠责的问题上,官员之间更容易达成互保的共识,即使某个代表有质询的意图,要想联合其他代表达到法定人数,难度可想而知。而法律又规定,质询案提起的时间只能是大会期间或常委会期间,质询案是否立案的决定权归主席团,这进一步提高了质询案产生的门槛──全国人大开会时间就那么几天,而且议程是由投票决定的,代表想提都没有时间和地方提;大会主席团受大会期限和大会议程的约束,也不会愿意接受质询案,因为这样会影响大会议程的完成。

政府机关不欢迎质询案,而在时下人大和政府的权力制衡格局中,人大也未必想把事情闹得太大。所以在个别地方提出过一两次有模有样的质询后,不久也沉寂下来。而在更多的地方,神圣而重要的质询权,还是长期处于沉睡中。

吴邦国委员长为次在报告是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依法开展质询,无疑体现了我国法治和民主的重大进步,对长期沉睡的质询权是一次唤醒。但人大质询权要得到充分而广泛的行使,质询制度的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还需根本性的制度完善,例如改变人大代表构成,降低质询案立案的条件,让更多的质询案能够提出并能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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